唐宪宗李纯是唐朝中期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，被后世史家誉为小太宗。他在位期间（805-820年）重用了一批能臣良将，如武元衡、裴度、李绛、杜黄裳等，这些大臣的辅佐下，唐宪宗励精图治，锐意改革。更难得的是，当时实力雄厚的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主动归顺朝廷，这为平定其他藩镇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在军事上，唐宪宗先后平定了西川刘辟、淮西吴元济、淄青李师道等割据势力，又成功招抚了幽州刘总、承德王承宗等藩镇首领，使唐朝在安史之乱后首次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。若天假以寿，让唐宪宗再多执政十年，很可能像西汉宣帝那样开创一个中兴盛世。可惜这位有为君主晚年沉迷于长生之术，因服食丹药中毒，在43岁的盛年突然驾崩。继位的唐穆宗李恒沉溺享乐，任用的宰相萧俛、段文昌又缺乏政治远见，在短短两年内就通过三个重大决策失误，将唐宪宗苦心经营的政治成果毁于一旦，使中央对藩镇的控制力彻底丧失。下面我们就详细分析这三个致命错误。
第一个重大失误是在藩镇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的情况下，盲目效仿周武王偃武修文的政策，强制要求藩镇每年裁减8%的兵力。周武王在灭商后归马于华山之阳，放牛于桃林之野，这一举措有其特殊历史背景：当时周王室掌握着强大的中央军队（成周八师和西六师），足以震慑任何诸侯。而且不久后周公旦就平定了管叔、蔡叔的叛乱，证明周朝并非真正解除武装。萧俛、段文昌都是翰林出身的文官，深受儒家崇古思想影响，他们错误地认为天下已定，应当效法周制偃武修文。他们向唐穆宗建议，通过密诏要求各镇每年通过逃亡、死亡等方式自然减员8%，这实际上就是强制裁军。这一政策完全忽视了当时藩镇仍保持强大军事实力的现实，更严重的是，唐朝府兵制崩溃后，藩镇士兵多为职业军人，裁撤后无处谋生，纷纷沦为盗匪。当河朔藩镇再次叛乱时，这些被裁士兵纷纷投奔叛军，而忠于朝廷的藩镇因兵力不足，临时招募的新兵缺乏战斗力，导致朝廷再也无力平定叛乱。 第二个致命错误是对河朔藩镇进行不切实际的人事调整，导致忠臣田弘正遇害，朝廷同时丧失对魏博和承德两镇的控制。820年，承德节度使王承宗去世，其弟王承元主动请求朝廷任命新节度使。这本是加强中央权威的好机会，但萧俛等人操之过急，他们调任忠心的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为承德节度使，派李朔接掌魏博，将王承元调往义成。这一安排看似合理，却忽视了藩镇牙兵集团的特殊性。牙兵制度始于安禄山部将田承嗣，这些精锐亲兵待遇优厚，世代通婚，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，实际掌控着藩镇大权。田弘正深知危险，四次上书请求带2000亲兵赴任，均遭拒绝。结果到任不久，就在王庭凑煽动的兵变中全家遇害。魏博镇也在田布（田弘正之子）自杀后落入史宪诚之手。朝廷一次失策就永远失去了对这两个战略要地的控制。 第三个重大失误是拒绝幽州节度使刘总分镇的建议，错误任命张弘靖为幽州节度使，引发朱克融之乱。幽州地处边陲，民风彪悍，是安史之乱的发源地。节度使刘总因弑父杀兄上位，内心不安而主动归顺，并建议将幽州一分为三，同时将桀骜不驯的将领朱克融等调往长安任职。这是一个极具政治智慧的安排，既能削弱幽州实力，又能树立忠君榜样。但唐穆宗不仅拒绝分镇，还让出身高贵的张弘靖出任节度使。张弘靖不谙边事，作风傲慢，与将士关系紧张。朱克融等未被重用的将领趁机煽动兵变，自立为节度使。至此，朝廷在短短数年间就因三大决策失误，彻底失去了对河朔三镇的控制，为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埋下祸根。 发布于：天津市联丰优配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